何以我们供给新的经济观念?

GDP 增长,为什么我感觉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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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世界与三四十年前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以至于人们通常所持有的传统经济视角和观点,如今看起来完全像是奇怪的老古董。从经济角度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世界,是许多内向型经济体的拼凑。大部分的商品都是在本国内制造和销售,只有二三十个国家之间有着少量的成品跨境贸易。
就是在美国,贸易也只占了经济总量的不到 10%。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孤立主义政策被普遍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全球贸易和投资,再加上新生的信息科技的推动,世界进入了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商品、服务、资本、才能和思想以前所未有的高速穿越着边界。在上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世界已经转变成了一个互相依存、关系瞬息万变的复杂体系。全球制造和销售链将巴西铁矿、希腊造船厂、中国炼钢厂、德国汽车厂、华尔街银行和
皮奥里亚(编注: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的工商业城市)的汽车零售商连接在一起。金融市场则令加利福利亚州的退休基金、亚洲的保险公司以及开曼群岛对冲基金与各处的银行纠缠不清。

然而,我们用于估量、诊断以及指导当前经济的方法,仍然来自形势较为简单的过去。运用最广、最受关注的衡量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该指标创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美国国会要求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名年轻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制定一套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么做的意图是帮助政府官员领会大萧条时代的经济现实。这些统计数据成了
GDP 的原形,而且是对全世界经济健康状况的首次度量。GDP
的定义是,在给定年份里一个国家(或经济地区)生产的所有最终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它使人们看待公共政策的方式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库兹涅茨简单易懂的统计方法有其独到之处。过去,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很少有人会去咨询经济学家;但在掌握了有力的全新统计工具之后,经济学家们摇身一变,成了二战后时代的政策权威。

然而,就连其创造者也意识到了 GDP 的局限性。1934 年,库兹涅茨警告说: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能仅仅由国民收入的统计值来衡量。”1962 年他再次写道:
“必须谨记增长的数量与增长的质量、增长的成本与增长的收益,还有短期与长期,这些之间是有区别的。”
换句话说,GDP
及其构成能够且确实提供了人们生产和消费的度量——却反映不了经济状况的质量。对于是否消费了过多不该消费的东西,或者储蓄得太少这类基本问题,GDP
给不了答案。对任何计算 GDP 的政府统计员来说,花在课本上的 100
美元,很可悲地不比花在香烟上的 100 美元更具社会价值。美国人每年花费超过
800 亿美元吸烟,而与吸烟引起的疾病有关的医疗费用估计有 1600
亿美元。两项加起来大约相当于美国 GDP 的
1.5%——这一点也不值得吹嘘。债务同样可以在短期内以刺激消费的方式提高
GDP,但等到以后政府和家庭不得不偿还贷款缩减支出时,又会抑制增长。想想
2000 年以来美国新政府超过 5 万亿美元的贷款及其利息吧。

GDP 作为一种统计指标也许已经成了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现象的受害者。这一定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英格兰银行的一名顾问提出,它指出:
一项指标一旦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便立刻不再有效。比如说,警察可以通过从其他打击犯罪的行动中调取更多资源,来降低商店行窃发生率。商店行窃发生率降低了,但其他犯罪发生率却上升了。结果商店行窃发生率在指示总体犯罪趋势方面不再有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像
GDP
这样的某个特定衡量标准,一旦被用作一个复杂系统(比如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的性能指标,政府便可能会关注这个衡量的指标,以国家的其他方面为代价来提高这个指标的增长。GDP
本身也许会上升,但在衡量更广义的经济和国家财政健康状况时,它变得不再那么有效。

很多卓越的经济学家都曾经多次指出过度依赖 GDP
的局限性,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内(二人在 2010
年发表了一份里程碑式的报告,其中列举了十来个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社会经济衡量标准)。可是,将
GDP 作为主要经济指标的执迷,却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变化。而如果说 GDP
在全球化之前的世界里便是个不可靠的指标,到如今的形势下更是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了解
GDP 质量、了解其构成,尤其是 4
大组成要素(消费、政府支出、投资以及净出口)的比重,对国家长期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没几个政府把它们从一个单一的
GDP 数字里分离出来,不管它已经变得多么离谱。

 

编辑的话:作者彼得·马伯(Peter
Marber)是一名职业基金经理,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本文取自其新书《美丽新数学: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全新的经济思想》,为系列第一篇,请继续关注后续文章。

改弦更张的时候到了

对GDP增长的沉迷,加上引人误解的就业、贸易、生产力和通胀数字,也许意味着改弦更张的时候到了。

二战之后,当欧洲和日本忙于再次工业化时,美国获得了快速的增长。美国人在城郊购买和修建房屋,而国内的厂家生产着他们家里的大部分物品。新的道路连接了这些郊区,路上跑的车都产自底特律。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货开始涌入——带来了更便宜的商品、汽车和外国原油。我们购买了更多东西,官方GDP一路高歌猛进。就业岗位慢慢地离开制造业——这种下滑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直加速到20世纪80年代——转向零售业和服务业。飞速发展的住宅领域带来的职位——从承包商到室内设计师到抵押贷款银行到华尔街券商——替代了传统的制造工作。

正当世界走向全球化时,美国的关注焦点却日益朝向国内。美国利率的持续下滑以及对货币政策能够像完美恒温器一样控制经济过热的信心令资产价格居高不下,令人们觉得美国梦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全球化和复杂的供应链掩盖了美国人生活质量方面统计数据的不可靠。政府和家庭借得更多、花得更多,GDP随之水涨船高,却留下了需要偿还的巨额债务。类似的情形也在西欧上演着,并且在中东欧国家脱离了共产主义经济体系,进入资本主义大家庭之后继续向大洲外围蔓延。所有的经济学博士都在说,我们没问题、只管延续以前的做法,然而心脏病却在迫近。2008年下半年的风波令美国乃至全世界惊醒,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我们过分关注的国内经济原来是那么地脆弱。经济学家说,我们正在恢复健康,可是在美国和海外的很多人仍然忍受着巨大的痛楚。

如果经济学家开始考虑在当今世界上什么过程才是真正重要的,也许才会出现衡量、分析以及收集数据的新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我们的总体福祉。只有掌握了一个更加清晰和现实的图景,才可以制定更加合理的政策来预防未来的经济心脏病发作。

高层官员中并非只有克鲁格一人是数据迷.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之一,他去年在参议院确认其任职的听证会上自称为”数据信徒”.这些信徒们也许终于等来了可以大展拳脚的一天.

(文/彼得·马伯)1968 年,我 56
岁的祖父犯了一次心脏病。很多人对此感到惊讶。他老人家身材清瘦,头发浓密,面相看着挺年轻,而且极少生病。他接受了当时的标准治疗——长时间卧床休息和吗啡。恢复之后,他延续着发病之前的生活方式:抽烟,几乎不运动,一日三餐吃着肉类、马铃薯和我祖母做的奶油糕点。5
年之后,又一次心脏病发作要了他的命。

通胀的误算

(文/彼得·马伯)通胀是检验经济健康状况的另一种核心标准。它参与调整价格,以此表现出真实购买力的涨落,乃至财富的增减。计算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有助于消除涨价造成的GDP名义增长。这是通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若是这个指标没算准,GDP真实增长率大概也会算错。如果CPI升高,GDP将不得不被压低。这就造成了一种将通胀轻描淡写以便使增长数字更好看的主观动机,因为发达经济的很多要素都与GDP增长或萎缩挂钩——利率、股票市场盈率、通胀相关的福利。

为了追踪CPI,大多数国家每月调查一揽子商品价格。然而这一揽子商品的具体构成却因国而异。在新兴市场国家,食物通常占据了其中的50%,而在大多数富裕国家只占不到15%。这意味着不经过认真的分析,一个国家的通胀率其实是不能与另一个国家比较的。此外,华盛顿的统计员们为了体现某些商品得到的改进,对CPI施以所谓的“用户体验”(hedonic,来自享乐主义或者与消遣相关的一个词)调整。如果一台27吋平板电视在第一年价格为500美元,但是第二年出现了一种同样价钱的30吋平板,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看,电视机的价格在下降,因为你花一样的钱获得了更大的画面。这在官方通胀统计数字中将被计为通缩。

然而统计员面对的是大量包含复杂细目的商品,比如住房和医疗服务。量化这些商品的质量远比判断一台电视机的屏幕尺寸更有挑战性。总而言之,官方通胀率的确定过程中掺入了太多的主观因素。考虑到CPI的些微变化便会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巨大冲击,这些计算过程如此地不透明似乎很古怪。但是对任何居住在美国的人来说,多年以来大学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花销都超过了通胀率。1986年以来,官方通胀率总共增长了105%,但是同期美国大学平均学费却增长了接近500%。鉴于两年的大学教育乃是将来获得一份美国中等水平的收入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应该发起一份提案,提升一下它在“一揽子商品”中继承自几十年前的区区3.2%的比重。不过这样做可能会造成通胀率更加迅猛地上扬,并引发利率升高——这可不是政府或华尔街乐见的结果。

没有人说要抛弃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经典数据,这是衡量一国经济产出的最全面的指标.官员们希望把传统的经济指标与那些能更能深刻揭示大众生活、工作和感受的信息相结合,从而更快地找出经济问题的症结,作出更恰当的决策.

如果我祖父晚出生 25 年,他的寿命肯定不止 61 岁。过去 40
年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海外,科学上的进步都已经极大提高了心脏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水平。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心脏病发作后几天内死亡的概率几乎有 40%。70
年代这一概率降到了 25%,90 年代又降到了 10%。如今这一概率大约为
6%。医学领域的进步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心脏疾病的早期探测方法、减少坏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诊断潜在堵塞的先进冠状动脉造影法和可靠的搭桥手术。我们知道有节制的饮食、锻炼和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能减少心脏疾病的风险,而新的研究仍在继续提高预防和治疗水平。

美丽新数学系列

  1. GDP为什么不可靠?
  2. 就业指标为什么不管用?

 

编译自: Brave New Math,《世界政策杂志》(World Policy Journal)2012年春季刊
文章图片: shutterstock 友情供图

“如果你经营着一家规模为2万亿美元的公司,你愿不愿意拿出一点小小的预算来收集公司运营数据呢?”克鲁格在他填满各类经济数据报告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到,”我们在统计方面的支出非常不够.”

美丽新数学

就业指标为什么没有用?

编译自: Brave New Math
刊发信息: 《世界政策杂志》(World Policy Journal )2012年春季刊
文章图片: 见图片标注;未标注来源图片均取自网络

 

世界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仍旧在使用过去老一套的标准、术语和政策。这些旧式的统计数字歪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带来了扭曲的世界观和不可靠的政策依据。哥伦比亚大学的彼得·马伯(Peter
Maber)在其新著《美丽新数学》(Brave New
Math)中提出,制定新的统计方法和衡量准则以更好地适应新的时代。在此前的文章中,作者分析了GDP在衡量国家财政健康状况时不再那么有效,以及失业率等经济统计数字中的盲点。

“时间是你人生的本钱,”Sandburg写到,”这是你拥有的唯一本钱,只有你才能决定如何使用.小心不要让别人替你用掉时间.”欲浏览该研究报告,请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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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新的数学

一些机构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它们尤其注重的,是理解GDP增长之外的进步。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衡量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的单一统计指标,每年对各国进行排名。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编制的美好生活指数与此类似,将11个宽泛的主题聚合在一起,包括住房、收入、职业,以及生活质量(社区、教育、环境、治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和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已经采纳了这一指数。它还计划将其推广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南非等伙伴国。

一些国家在设计它们自己的指数来衡量社会福祉。英国开发了一个指数,不仅衡量国家经济表现,还将环境和可持续问题纳入考虑。加拿大也采纳了一个所谓的真实发展指标。该指标以GDP为基础,针对消极因素和医疗、执法等负面效益做了修正。2005年,喜玛拉雅山脉小国不丹开发出全民幸福指数,将健康、文化、教育、生态、良性治理、社区活力和生活水平考虑在内,形成了一种宽泛的方法,用于评估不限于单纯GDP增长的进步。密歇根大学一位开创性的社会学家罗恩•英格哈特(Ron
Inglehart)开展他的世界价值调查已经有差不多三十年了。该调查涵盖四十多个国家,利用几十个问题得出一个主观幸福感指数,以反映幸福程度和总体生活满意度。

不同于其他那些已经变得多学科交叉的领域,经济学一直与世隔绝发展缓慢。不过,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开始试图以新的方法对经济现象做出理解和解释。城市规划员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便是一个例子。他主张政府应当在城市或者规模更大的“大区”中扶植比较集中的经济活动,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平均下功夫。佛罗里达在全球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识别出大约40个大区。它们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8%,却拥有全球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二和超过83%的科研与发明专利。佛罗里达相信这些大区成功地吸引并培养了他所说的“3个T”——才能(talent)、技术(technology)、宽容(tolerance)这3中似乎能够促进创新型、可持续的经济活动的因素。他创造了几种新的指数,试图获取的数据涵盖了从城区光辐射到科学学术出版物、专利、同性恋及技工人口,以及与创造力、经济活动和生产力提高有关的教育水平。

圣达菲学院的物理学家吉奥夫•韦斯特(Geoff
West)也在针对城市经济做类似的研究。他专注于他所称的“经济新陈代谢”及其潜在加速因素。和佛罗里达一样,韦斯特也发现人类的创造力、新观念和问题解决能力是这种增长的核心。根据这一思路,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建议通过量化城市或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跨国公司和创业者数量,以及教育密集度来编制以统计学为基础的竞争力指数。卡纳相信这样的排名可以帮助城市或者大区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并提出改进政策。

私营产业也在拿出试图改善现有经济指标的提议。工资数据处理公司ADP花了许多年编制了一份2300万美国工人的月度工资数据以反映劳动趋势。求职网站Monster.com发布了一个Monster就业指数,汇编了多个国家每月新人入职数据——入职通常意味着一到两个月之后的实际雇用,这一指数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整体状况的一个有趣的前瞻性晴雨表。Google利用一个实时在线购物数据库,创造了Google物价指数,成为官方通胀数据的一个替代物。与官方数据不同的是,它以日为单位处理数据,每月至少发布一次上一个周期的结果。经济学家们还利用Twitter、Google、Craigslist等网站的在线数据,通过考察失业和国内销售数据来判断经济运行状况。这些与政府每月一次的抽样调查截然不同的数据源也许会被证明是更加准确的。当世界完全被数字化之后,人们将期望有价值的实时数据会以经济学家30年前还不敢想象的方式被挖掘出来。

最后,一些神经学研究表明,人类天生会对相对进步做出反应——当看到别人比自己挣得多时,哪怕自己也在获益也会生气。这也许部分地解释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一起源于纽约市祖可第公园的星星之火后来蔓延到了整个美国和大部分西欧。人们意识到巨大的收入差距时变得怒火中烧。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应当更多地着眼于扩展和分散收入来源,而不是只关注简单的、整体性的财富创造,以此来应对上一代更加险恶的趋势。

把目光越过简单的GDP,看向多种多样的实时数据,可以更加准确地诊断经济的健康。在全球化时代,新的经济思维应当以发展人力资本为中心,而不是通过低利率鼓励购买更大的房子,再在房子里填满更多外国产品从而盲目地堆积GDP。深入挖掘贸易数据,并且针对劳工、生产力和就业编制出更加真实的统计图景,人们才能判断为了保持竞争力和恢复经济健康状态应当开发那些人力资本。

正如佛罗里达所指出的,专情于“国家”经济大概是一种过于迟钝的态度。我们也许应该使政策专注于培植范围较小,却对国家经济起到带动作用的大区经济引擎。经济学界应当谨遵本领域最伟大的先贤之一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教诲。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强调,资本主义只能被理解为充满了持续不断的创新和“建设性破坏”的演化过程。为了所有人的福祉着想,让我们希望经济学家也能摆脱对旧式数据的依赖,开发出更新、更精密的衡量体系来保持世界经济的健康。

彼得·马伯(Peter
Marber)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职,还是该校的专业短期资本经营者。他是《看到大象:从头到尾地理解全球化》(2009年)和《美丽新数学:全球化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新的经济思维》(2012年)的作者。

**健康和财富的关系**

劳工部没有用于加强研究时间使用情况的经费,所以克鲁格在美国国家卫生院拉了一个看似不太可能的赞助.

苏兹曼(Richard Suzman)是NIH下属的国家老龄化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行为与社会研究部门主管,他本身也是个数据迷.从1983年加入该研究院开始,他就一直倡导改进同健康有关的经济研究.

他称:”有些人说’我们国家卫生院不是搞经济学的’,我私下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学研究.”

现在,他说自己的机构”可能会成为最大赞助人,”不过这主要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经费本来就不多.

健康与财富是相互影响的.健康不佳会让家庭破财,而贫穷往往与高发病率相伴.

苏兹曼对老年人如何打发时间很感兴趣.退休人员会做些什麽?他们进行多少锻炼?时间利用状况是如何随疾病或伤残改变?他们独自一人的时间很多吗?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影响到健康和幸福感,反过来又影响着政府在社会医疗保健体系方面的支出.Medicare是今後美国公共财政的最大负担之一.

经济学已经过时了!

在一些方面,医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有着很多相通之处。二者都涉及多个专业,都在奋力改善和维持复杂系统的健康。但是与医学不同,经济学在过去
40 年里并没有多大进步。2008
年下半年,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遭遇了一次本可以通过更有效的诊断来避免的严重经济心脏病。如今,3
年多已经过去,每个大洲上的各个社会似乎都在恢复,可很多仍旧面临着旧病复发的威胁。世界的那么大一部分形势堪忧,很多国家仍旧依赖生命维持系统,其原因就在于政府仅仅开具相当于经济上的卧床休息和注射吗啡(低利率和某些财政刺激),而没有大刀阔斧地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

政府本可以采取一些更加复杂而有效的治疗措施:采用一套新的统计指标来监测经济健康程度,以及在新的数据基础上,推行全新的政策来诊断与治疗关乎人民财政安康的主要器官的病症。传统的测算方法表明美国经济正在上扬,哪怕美国人民的感觉恰恰相反。在整个欧洲以及日本,人们对于当前的经济趋势也普遍有种困惑感——大家都感觉那些被奉为圭臬的数字对寻常百姓而言越来越没有意义了。

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大标题照例还在绵绵不绝地展示着
GDP、通胀、就业等方面的关键统计数据。这些指标来自美国劳动统计局以及世界各国的首都,其影响力之巨令人惊异,可大部分却看起来与街面上的现实状况关系甚微。但全世界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仍然在决策过程中使用这些指标,而且只要有微小的数据修订,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胀率能够影响到抵押贷款和储蓄利率、期货市场价格、国债支付利息,以及工资、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收益的生活成本增加。

世界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仍旧在使用过去老一套的标准、术语和政策。这些旧式的统计数字歪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给我们带来了扭曲的世界观和不可靠的政策依据。

如果不能够准确地诊断症结,便无法治愈它。

 

华盛顿7月6日电—谈起数据,克鲁格(Alan Krueger)如同念诗一样 —
他的确是这样的.

* 政府希望了解民众是如何运用自己时间的

**追踪时间运用情况**

克鲁格的时间运用研究可以让人了解有多少时间花在家务上,即使算不出价值.

劳工部2003年开始收集这方面资料,2004年公布首次估值.劳工部进行电话访问,询问民众过去24小时都干了些什麽.

从今年开始,劳工部增加一个新的项目,将询问民众一个主观认知问题–他们对他们过去24小时所做的事情有何感受.

从非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这听起来像是平常跟邻居寒暄而已.但这个新增问题,有可能会对政府决策至为重要.举例来说,克鲁格表示,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民众在上下班路上花费更多时间,而这是民众讨厌的事,换言之,政府应该就此编列更多经费改善基础建设及交通.

美国劳工部指出,大约有另外50个国家也在收集类似的资料,包括德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及南非.为了维持一致性,有一套编码词汇,确保调查人员对各种活动的分类正确无误.

虽然民众答覆内容在正式报告中,只列在广义项目之下,像是睡眠或是家务,但编码词汇的精细程度惊人,对于保卫个人隐私权的人士而言,可能有点令人不快,担心山姆大叔对民众生活窥探过度.

在”修饰仪容”这个项目之下,列出了所有可能的回答,从漱口到清理衣物毛絮,应有尽有.连冥想活动细分成了宗教性与非宗教性,前者属于”宗教及精神活动”,後者列入”健康相关的自我保健.

* 两套新的统计数据将在明年问世

**现在幸福吗?**

在一定程度上,萨科齐委员会和用于衡量幸福水平的”幸福经济学”已接受这种改善经济数据统计的呼声.但一些经济学家不愿使用这个词汇,因为听上去过于浅薄.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Carol
Graham称,十年前在她以此为主题写一本书的时候,她的老板告诉她把书名中的”幸福”一词删去,否则没人会认真对待.

她表示,”不用说,我拒绝了,不过那本书的也反应平平.”

现在Graham可以轻松地让人们认真看待她的幸福研究了.事实上,经济学家杂志4月末还就”GDP与幸福指标,哪个可以更好地衡量生活水平”而举行了一场辩论会.

小布什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Keith
Hennessey偏爱GDP,尽管他也承认GDP有其局限性.

“金钱无法买到幸福,GDP也无法衡量它,”他称,不过他补充表示GDP是适当的指标,优于”基于某些人对你应如何衡量你的幸福的主观判断”的标准.

美国不会走不丹路线,也不会采用其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指标,但美国官员对于人们的感受更为关注了,特别是现在–尽管经济在发展,但国民却感到极度不幸福.

奥巴马经常说对于那些仍失业的人而言衰退还没有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和他的经济顾问团队没有关注着每份GDP报告,在GDP数据上升的时候不会微笑.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默认为幸福指标有其作用、价值和位置,但不应该放到库兹涅茨所创立的GDP报告之中.

“GDP指标在发挥应有的作用方面表现良好,它可以衡量我们所生产的所有东西的总量,”罗默称.”我非常乐意看到其他幸福指标,但我还是不愿看到杂七杂八的东西混杂在GDP报告里面.”

–译文审校 朱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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